经调研，此类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索要自身债权，目的具有正当性。在受理的7起案件中，普通借贷3件，拖欠工人工资2件，“小银行”借款1件，高利放贷1件，均属于长期不能支付工资或归还借款，债权人索要欠款的正当目的。如潘恩亮等3人非法拘禁案，房产开发商拖欠包工头工程款三百多万元，工人工资无法支付，追讨5个多月，开发商失联，最终找到开发商，包工头和工人就将其“软禁”在工地宿舍内索要。 

二是“拘禁”手段松散，暴力非典型性。与典型的非法拘禁手段不同，此类案件行为人在找到被害人后，大多采用尾随被害人去借钱，或将被害人限制在咖啡馆、宾馆房间或自己家中，被害人可以随意与外界联系，但不得离开，限制行为较为松散，偶尔有殴打行为。如韩青诚非法拘禁案，多次至债务人的经营门市、咖啡馆、甚至派出所等开放性场所、公共场所商谈债务问题，长时间限制债务人离开，最后一次债务人报警案发。

三是处罚轻缓，犯罪认定边缘性。从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14人中8人被提起公诉，2人未批捕，3人被不起诉，1人移送单位撤回。被提起公诉的8人均被判处二年以下缓刑，其他案件未起诉的原因，大部分系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限制的证据不足，个别案件因拘禁的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如王美兵等3人非法拘禁案，找到债务人后，债务人主动要求至嫌疑人家中，期间被松散限制外出2天，从未想过要报警，也未要求离开。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债务人并未实质上被限制人身自由，最终作不起诉处理。

四是债权不能实现，引发社会不稳定性。司法机关介入后，债权人不敢再采取非法手段讨债，运用法律手段追讨债务，但案件的被害人均系负债累累的“老赖“，债权人即使判决胜诉，也只能得一纸空文，无法实现债权。因此，社会上又衍生出诸如“讨债公司”之类的地方黑恶势力团伙，运用非法手段逼债。如今年受理的王玉清等人寻衅滋事案，其纠集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采用非法拘禁、殴打等暴力手段，以及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先后向40余人追讨“小银行”或个人陈年烂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对此，检察机关建议：

一是统一标准区别打击。近年来，社会上一些非法“小银行”倒闭、投资失败等经济因素，债权人讨债成为一个难题。而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往往是经济、民事纠纷与违法犯罪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公检法需制定统一的入罪标准，根据具体案件情节轻重、危害大小、动机、利益性质、拘禁时间长短等因素综合分析，严格界限，宽严相济，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

二是源头引导法律维权。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选取典型案例，现场、媒体、自媒体等多种方式以案释法，从源头引导群众学法、懂法，认识到索债型非法拘禁的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能以身试法，采取非法手段侵犯他人权益，最终不仅不能维权还使自己身陷囹圄，害人害已，适得其反。

三是惩处“老赖”解决“执行难”问题。要消除“非典型性暴力”索债型非法拘禁案件，必须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因此，法院系统在执行难问题上应进一步采取信用删除、权利限制、利益捆绑等多种措施，重惩“老赖”，检察机关对执行工作也要加大监督力度，切实为群众实现债权提供良好环境。

（案管中心  孙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