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患成山,最终,大明也逃不过一劫。《绣春刀》结尾,锦衣卫沈炼带着兄弟、爱人离开京城,这是艺术作品的美好愿望,更是今天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代入。覆巢之下无完卵,一场腥风血雨之后,小人物的命运也只能随波逐流,自求多福而已。

　　《绣春刀》是中国古装电影的翘楚,其实以明代故事为题材的优秀电影如璀璨之星,如《新龙门客栈》《剑雨》《大明劫》《柳如是》等。有明一代的成败兴衰自《明朝那些事儿》以来更成为一个至今不减的风潮,驻足在很多人心间。那个远去时代的爱恨情仇,在寒来暑往、光阴流逝中,并未沦为没有色彩的黑白底片,反而愈加多姿多彩。

　　明代厂卫乃既不隶属于正式的官僚系统,又不只是侍奉皇帝的内廷机构,实际上成为制衡外朝甚至直接负责朝政的非正式权力集团。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改仪鸾司为锦衣卫后,历代皇帝开始利用宦官监视外朝。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了由亲信宦官统领的东厂,以制约锦衣卫。成化十三年(1477年),明宪宗又设西厂,正德初年(1506年)明武宗再设大内行厂。正德五年(1510年),西厂、内行厂一并撤销,东厂和锦衣卫则一直保留到明末。此间,宦官不断拓展其权力边界,原本用来制衡外朝的权力最终变成了取而代之,维系和把持了有明一代的朝政。如此倚重宦官可谓明代独有,而明代帝王在默认宦官滥权的同时,又将其牢牢掌控,让帝国延续三百多年之久。这在王朝更迭的时代,也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帝王自幼多由宦官照料侍奉,使宦官能准确揣度帝王心思,加之明代文官集团习惯抱团抗争皇权,故宦官往往能得到信任和重用。为提高宦官理政之能,明宣宗时便“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此后的明英宗、武宗和熹宗三代相继出现了权宦王振、刘瑾和魏忠贤,于是“宦官崇盛,愚民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禁之莫能止”。

　　新进的宦官会被大太监们挑选入门,名曰“拉名下”。大太监与名下形成虚拟的血缘关系,构成了宦官势力的基石。名下们需要依附更强大的官贵才能更进一步,魏忠贤就是明证。宦官一旦得势,多同属下、幕僚、私臣和外朝官员结成同盟,作为权力巩固和辐射的载体。权宦“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电影《绣春刀》的故事正是发生于魏忠贤及其“阉党”被锦衣卫倾巢覆灭之际,《新龙门客栈》里飞扬跋扈的太监形象更是其来有自。无论史书还是艺术作品,明代权宦都是绕不开的题材。

　　明代君王多懒政懈怠,宦官成为君臣沟通之关键。君需要利用宦官掌握官员动向,臣亦需要利用宦官揣度圣意。明代后期“士大夫大有作为者,亦往往有宦官为之助而始有以自见”。虽然士大夫常力主剿杀阉党,但只因阉人结党,触犯了明代的“奸党罪”。若真彻底清剿,整个朝政都会停摆,毕竟宦权已经蔓延到各个层面。

　　在行政方面,明代内阁和司礼监分掌“票拟”“批红”。“凡每日奏文书,自御案笔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司礼监秉笔太监可借机驳回、否决,甚至直接改正内阁意见,圣旨也多由其记录,常有矫诏。权势仰赖财政,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税款),立为定额”,正式赋予宦官财权。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许多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此外,他们还将手伸到盐铁、织造等业……积患成山,最终,大明也逃不过一劫。

　　在司法方面,君主要保证权力无处、无时不在,便需要宦官“如朕亲临”,在皇权末端制造惩罚的即时性效果。正所谓“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这种极端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却也是我们理解明代司法图景绕不开的重要一环。这在今天可能无法想象,但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却是历史进程的必然。

　　具体而言,原本厂卫在抓捕疑犯时应持有“驾帖”,“驾帖”由司礼监出具并加盖印信,而后必须由刑部给事中佥批。然而,此种制度因宦官伪造驾帖、无佥批而事后补办等行为而名存实亡。按照正常程序,厂卫侦查拷讯,刑部定罪。但厂卫移送至刑部时出具的狱辞,刑部“洞见其情,无敢擅更一字”,且常速审速决,丝毫不敢怠慢。又因司礼监可通过执掌六科题本监督刑部,刑部对宦官参与的案件往往是一路绿灯。我们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东厂宦官甚至可直接陪审,名曰“听记”,负责将审理情况“于当晚或次早奏进”。到明英宗和明宪宗时,东厂更是享有主持三法司大审录囚之权,所有审判全赖权宦好恶。至于惩治文官最重的廷杖,更是由厂卫共同完成,宦官甚至能矫诏廷杖诛杀政敌。加上宦官多出身卑贱,可以不择手段,故而其势力长盛不衰。

　　传统由文官主导的行政体系到明代已积重难返,尽管明朝开国之初精简了旧的官僚组织,君主试图通过勤政睿智的一己之力防止懒政和腐败,但无法避免“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的官场定律。继任者们只能寻找亲密且忠诚的宦官再造一个“准官僚体系”。

　　任用宦官成本极低,因其多半被卖入宫中,孑然一身,没有家庭、经济之忧,“内使辈衣食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此其一;其二,宦官无独立人格,为人鄙弃,视皇帝为再生父母,故一旦有报答机会便赴汤蹈火,忠诚度极高;其三,宦官因未受过儒家教育,即便“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仍可以无视道德、毫无顾忌地施加法外酷刑。

　　正式的官僚集团虽“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但对无道昏君可行汤武革命,借儒家伦理处处制约皇权,让皇帝疲于应对。非正式的宦官们的唯唯诺诺和忠心不二反倒能让皇帝放松心态享受权力,主仆之间的亲密无间亦使皇帝不再孤独甚至备感安全。两者如影随形,皇帝要无处不在的影子监视,宦官要假借帝王之威重新做人。加上宦官身体有缺,几无取皇帝而代之的想法。总之,明代宦官虽大而不反,虽强而不叛。然而,一旦宦官与官僚集团互相倾轧,便会造成内耗。官僚们的精力被耗费在同宦官的斗争上,无暇顾及国计民生;宦官们又缺乏素养、心理扭曲,难以治国安民。崇祯自缢于煤山时,身边仅有太监王承恩陪伴,可谓“成也宦官,败也宦官”。

　　《绣春刀》结尾,锦衣卫沈炼带着兄弟、爱人离开京城,这是艺术作品的美好愿望,更是今天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代入。覆巢之下无完卵,一场腥风血雨之后,小人物的命运也只能随波逐流,自求多福而已。

　　宕开本文主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大明劫》。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围攻开封。崇祯万不得已将关在死牢内的孙传庭释放了出来,让其督师陕西军政,南下攻打李自成。但是,此刻潼关一带瘟疫横行,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地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江湖游医吴又可临危受命,大胆提出对《伤寒论》的质疑,提出自创一套的祛病方法,创立了《瘟疫论》。

　　这是历史晦暗处的一丝微光,那是生命不息的梦想之源。正如吴又可所说:“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世道更替,唯医道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