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时，听说同乡好友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两年之后即将离任，便置酒肉在江边为他饯行，并写了《送薛存义序》作为临别赠言。文中，柳宗元表达劝勉惜别之意，并指陈时事，用以传达出自己的政治理想。赠言第一句就指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官为民役”，它不仅反映了柳宗元“民本”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创新勇气，而且显示出他洞幽烛微、竭力整饬吏治的独到眼光。

　　柳宗元认为，官吏是民众所雇用的，官吏所吃的俸禄就是民众付出的赋税。因此，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都是老百姓的仆人，并不是奴役老百姓的老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仆”“勤务员”。

　　封建时代，民众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即使是一些著名的清正官员，也被冠之以“父母官”的称号。然而柳宗元却鲜明地提出“官为民役”，主张给“民”以主体地位，官吏则是为民众办事的仆役，而不是民众的主宰。应该说，在“养民”“牧民”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柳宗元的“官为民役”堪称石破天惊之论。

　　“官为民役”，就是要为官者“知其职”，懂得并履行“司平于我”（主持公道，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办事）之道。柳宗元说：“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老百姓拿出十分之一的收入来雇用官吏，为的就是让官吏完成“司平”的职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安定；官吏既然身为仆人，总不能尸位素餐，白拿主人的薪水不干事、乱干事，甚至为非作歹干坏事呀！这种“司平于我”的职能观与社会公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展现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认为，对于不认真给人民办事的官吏，人民有权罢免、处罚他们。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假如有户人家雇了一个人干活，那人拿了工钱，却不认真干活，还从他家中偷走钱财器物，那主人一定会十分恼火，要撵走他、处罚他。一些地方官员就像这个被雇佣的人，他们“受若直（值）”而“怠若事”，又“盗若货器”，拿了俸禄却敷衍塞责，甚至趁机贪占公帑。对这样的庸懒贪官，老百姓难道不应该像主人一样，行使自己的权利，愤而逐之、怒而罚之吗？当官的如果懂得这个“理”，能不“恐而畏”吗？这种对于从政官员的告诫，无异于当头棒喝，振聋发聩。因此，为官者就要“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官为民役”“不虚取直也”。

　　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妨以“官为民役”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看一看自己如何摆正官与民的位置，如何施政履职，如何领导问责，也许还有不少借鉴的作用。（李兴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