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初上，漫步在敦煌街头。一不留神，就步入市委、市政府办公区。此地令人有些愕然，市府既无高层大厦，亦非森严戒备。连围墙都没有，门前就是足球场一半大小的小广场，任由市民休憩玩耍。前行不远，便是“反弹琵琶伎乐天”城市雕塑。该雕塑取材于莫高窟同题材壁画。

　　此图见于莫高窟112窟的《伎乐图》。写伎乐天伴随着仙乐翩翩起舞，举足旋身，使出了“反弹琵琶”绝技时的霎时间动势。这个身姿，以至于成了今人怀念距今1300多年大唐乐舞盛事的一个经典符号。因其极具操作难度，经过许多舞蹈家潜心揣摩创造，才将其还原为舞台艺术，最早在1979年的《丝路花雨》中复活在观众面前。

　　伎乐天以及乐舞，堪称莫高窟壁画中的华彩乐章。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随处可见，而许许多多的舞蹈形象中，尤以飞天为最。据统计，敦煌壁画中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其乐舞场景之宏大铺张，堪与帝王宫廷媲美。开凿于初唐的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各种乐师即达数十人之多。在第445窟的婚宴图壁画中，就可以看到青庐中一个女伎随乐独舞，为新人祝福。置身其中，所洋溢着的自由喜乐之情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事实上，敦煌当年曾是少数民族集居的地方。其中来自西域的胡姬，以其轻歌曼舞出入于长安城的酒肆、商坻，给中原增添了无限的柔情和浪漫。李白诗中曾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疾转如飞的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伴奏乐则以打击乐为主，与其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建于初唐的第220窟壁画中，一舞人长巾环飘，头带高扬，璎珞横飞，辫发散披肩上，旋舞如疾风电闪。唐代诗人白居易诗《胡旋女》，即描写了胡旋女“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的曼妙舞姿。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立于小圆毯之上疾转如飞的胡旋舞，竟然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舞伎飞旋多靠的是轻盈的身材和长期的训练，然安禄山却是个身体肥硕的大胖子，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前不久新出版《安禄山服散考》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沈睿文先生，对于安禄山“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而跳胡旋舞，认为安禄山是粟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身材一般会比较高大。如果训练得当，身材尽管高大，跳胡旋舞应该也可以的。《新唐书》《旧唐书》和《安禄山事迹》均提到安禄山晚年肥胖得要命，肚皮都要贴近地皮了，得依靠两只肩膀抬起腰腹的赘肉才能行动，则未免夸张。

　　至于安禄山何以得宠，虽见仁见智，但其胡旋舞与杨玉环的《霓裳羽衣曲》却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玄宗帝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观者，更是宫廷歌舞的参与者。据称，这位皇帝即是《霓裳羽衣曲》的作者。野史记载，杨玉环和安禄山为取悦玄宗，常常在宫廷里大跳胡旋舞，恐不足信。至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竟然也记有“贵妃洗禄儿”之私情秽闻，所依据的仍然是野史，同样不足证信。

　　《资治通鉴》本是给皇帝的“警示教育片”，或许司马光觉得“杨安恋”实在是个难得的“噱头”，弃之可惜，便顺手牵羊写进了“正史”。但杨玉环与安禄山的因缘际会，双双受宠于明皇帝，其中的歌舞或是最好的媒介了。有论者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东西过度痴迷，就容易陷于偏听、偏信、偏执的境地。玄宗帝专宠杨玉环，“三千宠爱在一身”，于是“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玄宗帝宠信安禄山同样如此，授予权柄，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乃至赐浴西安华清池，如此“高规格待遇”，堪称殊荣。

　　据史料记载，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多达一万零四名。于是，宫廷歌舞几乎天天在上演，“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歌舞升平，一派祥和，自难免国治松弛，军民懈怠。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其势如破竹，仅半年多时间即攻陷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叛乱致唐朝由盛转衰，“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白居易《长恨歌》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此恨当为生民之恨，家国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