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山的赵长城在乌素图召北、大青山南麓的缓坡上,如果没有说明的牌子,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曾经赫赫有名的赵长城。乌素图召是清代建的召庙群,我们一家三口,外婆外公,到大青山踏青,顺便拜谒乌素图召。在一个三四百年前的覆钵式白塔附近,相遇了两千余年前的这一古老遗存,想一想也真叫人感叹。

　　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的事。战国时期各国强军的事情很多,为什么唯独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么有名?我想大概与其是比较早的开了中原王朝低下身段向所谓夷狄学习的先例有关。这样的特立独行极易引起史家的兴趣,在史书上留下一笔。

　　《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北巡至无穷(今蓟县无终故城)后,又西行至黄河边,登上黄华山顶,召来楼缓,说,“今中山(国名)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接着又自我回答:“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

　　那么,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赵服是什么?胡服又如何?解放后专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先生曾撰文言,由商到春秋、战国,较早时期,除特殊人物在特种情形下的衣服式样我们还不大明确,至于一般统治者和奴隶,衣长齐膝似乎是一种通例。

　　沈先生又说,周公制礼,衣分等级和不同用场,衣服日益宽大,穿的人也日益增多,并且当成一种新的制度看待。统治者向所有平民征税,成丁人口每年必贡布两匹和一定粮食,布匹织得不合规格的不许出卖也不能纳税,聚敛日多,才能穿上宽袍大袖的衣服坐而论道。

　　显然,因为条件限制,举国上下宽袍大袖并无可能。而军队应有自己的专用制服,因为外面还要穿铠甲,也不可能是宽袍大袖。所以,我们一般理解的胡服是要改掉不利于骑射的宽袍大袖似乎并不一定准确。这一点,沈从文先生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他说,胡服骑射主要影响还是“骑射”。轻骑锐进和短兵相接,才变更了传统用战车为主力的作战方法。

　　至于“胡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沈从文先生说,过去很难说清楚。一说貂服即胡服,这不像是多数人能穿的,试从同时或稍后有关资料看,衣服主要特征,原来也是齐膝长短,却是古已有之。这大概与内地王朝百姓衣着并无二致。

　　即使赵国真是宽袍大袖,也应该从改革军服开始,而勿需从王开始,推及朝堂,然后百官,波及天下,都易胡服。窃以为,其中缘由让人猜度,要么是一次政治行动,是一次塑造自己权威的革命；要么如其大臣肥义所言“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是一种有意识的降低身段融入,以求对少数民族同化,亦未可知。

　　近读孙机先生著作,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理解。孔子向往周礼,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关于服饰的礼仪确实讲究。上古华夏族的服饰是上衣下裳,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一种新式的、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服装叫深衣。《礼记·深衣》说这种衣服短不至于露出脚踝,长不至于垂到地上,“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是朝服、祭服之外最好的衣服。

　　这种深衣的讲究是,上衣用布六幅,下裳用布六幅,共十二幅,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圆形的袖口表示圆圆规规,中规中矩；方形的交领如矩,用以表示品行方正；背缝像墨线样的从后背直到脚后跟,用以表示品行正直。裳的下缉像秤杆秤锤,用以表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浑身上下可见礼仪文化。难怪孔子要克己复礼,恢复周礼。

　　周礼好不好,好,但需要条件,社会和谐,文功武治,如此讲究未必不好,而赵国当时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从赵武灵王登黄华山的忧虑即可看出。而满朝堂每天还在上演慢腾腾的腾挪礼仪,赵武灵王自是看不下去。这场自上而下,自朝堂而江湖的改革,也许正是对这种官场风气的矫正。

　　胡服骑射确实为赵武灵王带来了武功,其势力远及云中、九原大约正是这种武功的体现。赵武灵王后来将王朝交给太子,自己专门经略西北,还假扮使者进入秦国,却也称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之人。后来因为怜惜废太子,竟落得个饿死的下场,也确实令人唏嘘。

　　胡服骑射已过去两千余年,今天我们从遗存的少数民族服饰上仍能想到过去胡服的影子。望着已经有些难以辨析的赵长城,想一想,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到底有多少历史层叠累积?